忆山东省汶上县永安寺起义

发布时间：2026-01-23 15:40:43 丨 浏览次数：

　　汶上永安寺起义，是汶上县各区和东平西部田大店，唐楼一带的知识青年联合农民共同组织拉起来的一支抗日队伍。

　　这支抗日武装是直接领导的。先由鲁西南特委派来刘星为党代表，继又得到东平地下党的关照支持和大力帮助。据东平田骏夫说，一九三八年春末夏初，永安寺起义部队移驻汶上城北时，东平县政训处的万里曾派杜子俭和他同去参加，因部队转移，未能找到。

　　这支起义部队，从开始秘密组织到举起抗日大旗，时间较早，对唤醒当地人民快快起来抗日，有一定的促进和影响。

　　永安寺起义的参加者，是在日寇压境，恐日病到处流行，反动当局，媚日求和，不准抗日的历史条件下，抛开温暖的家庭奔赴寒冷荒凉的永安寺大庙，铺草睡觉，募食吃饭的困境中集合，举起抗日大旗的。在对日寇侵略这一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当时中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三种人；1，投敌卖国，认贼做父，当汉奸升官发财；2，爱国有心但畏难怕死，活命第一，俯首当顺民；3，爱国不怕死，联合起来打日本。这第三种人，才是我国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

　　永安寺起义的参加者，特别是其中的骨干分子的抗日爱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他们从高小起就参加了反对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日本侵占济南的五三惨案。当时在济南上学的，更是身受其害。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强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日寇，尤其令人发指。此后，何梅协定，又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让给日本。日寇侵略野心难饱，得寸进尺，屈辱畏怯更甚，一让再让，引诱得日寇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和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等。当时亡国灭种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激起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当时在北平和济南上学的后在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中有些人是亲自参加了一二。九的。从以上这些亲身参加反对和亲眼看到的日本侵略我国的事实，很清楚地在脑子里得出两大结论：1，日寇侵略亡我的野心不死，我国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2，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是不抗日的，高喊攘外必先安内，倾注全力打内战，屠杀抗日军民。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怎不叫人对日对蒋极端愤恨呢!

　　由于上述原因，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中的陈伯衡，曹志尚，曹麟周，刘启文四人，虽都先后参加过，但在思想上组织上早与该党断了联系。陈伯衡自一九二九年暑假回济南一师复学后，每次回家常向我们谈论：不彻底，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不民主。他一师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常和接触，受影响较大，寒暑假回来，就向我们解说和苏区的情况，并以苏区劳动人民得解放群众利益有保障和蒋统区的人民受难受压迫相对比。听后，令人兴奋羡慕，觉得中国有前途。陈的年龄比我们小，按岁数我们是老大哥，但因除学识渊博见闻广，公正无私品德高，在县里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都很尊重的领头人。

　　由于陈伯衡的宣传影响。我们很亲近。曾从陈的北大同学地下党员杨启哲的竹子书箱内偷拿出几本党的书籍，有铅印的有油印的，都是列宁的文章。另有一本铅印的，封皮上的大字是孙中山著建国大纲，里边印的都是党中央的决议，有反对李立三路线;，觉得名词新鲜，故印象较深。又觉得这些决议秘密性强，未敢拿出，拿出来的书，带到县党部(实际只是个区分部)中院西楼县农民协会内偷着看。在当时积极的党部内看的书籍，说起来是奇谈怪论，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由此可见这几个所谓员的思想倾向了。

　　对日寇侵略灭亡我国的暴行，凡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誓死抵抗到底，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就是为国为民而互相秘密联合起来的。既然决心抗日，就要跟着个真正抗日的组织一块走，才能有力量，不致孤立无事情明着直正抗日的就是共产堂，但我们有几个人是明贴着的标签的，对他们是恶而远之，不屑接近。我们想靠，他们又秘密隐蔽在地下，欲找无门，幸而陈伯衡和早有交情，才能请到员刘星来领导这支武装，这支队伍得到党的领导，日益壮大，在其组成人员中，大都先后加入，为奋斗终身。在汶上这块土地上和人民中也有了的组织，让我们为此庆幸地赞颂能以找到领导，功在伯衡，能建立起党的组织领导，功在刘星。

　　当时的反动头子蒋介石是不许抗日的，抗日有罪，最轻也是先抓起来。当时的农民都是自种或租种一小块土地，养家糊口，除年节婚丧赶集赶会外，很少来往。这种散沙般的个体农民，怎样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抗日呢?从历史上看，三国前夕，黄巾起义靠的是太平道组织。明代山东汶上田斌起义，靠的是白莲教组织。清朝洪秀全金田起义靠的是上帝会组织。这些历史上的起义都要有个什么组织的经验。但我们当时都不具备，依靠的只是亲朋友谊和已被取消的老农民协会的旧组织这些比较松散的关系，但也有个一致的目标，那就是：不满和厌恶当时国家社会的腐败落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要改革它，这一志同道合的共同革命理想，象磁石一样把我们吸引到一块了。

　　先说亲朋友谊方面的情况，自北伐胜利以来，在汶上县里，由于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斗争，形成了新旧两派。我们永安寺起义的组织者们，大部是所谓新派的人。这些人按参加时间先后的顺序是：陈伯衡，曹志尚，曹麟周，刘启文，郭鹤村，张云峰，路廉本(改名路唐克)，崔孝堂，王英如，侯唤民，王少原，王相三（王象三）等。七七事变前后又结识了齐刚，隋长文，张寿椿(又名张王钱)，解英，刘曰楼，陈兰春，杨敏，陈冠英，陈允梅，张良壁，陈皋鸿，陈允桐，曹修梅等一些年轻的学生。

　　另外，曹志尚和我曾考入济宁专区短小教员训练班，汶上县考人的学员约三十人上下。结业回来后曹在十区老僧堂当教员，其他同学分散在各区乡任教员，我留在县义务教育委员会工作(在县教育科内办公)，这一下在全县小学教员和教育界中，结识了好多朋友。我们就是在所认识的朋友中动员选找愿意抗日而家庭情况又能出来的人作为基点，再向周围发展扩大的。

　　再说老农民协会方面的情况：老农会早在一九三五年被县党部逼着撤销以前，就被取消禁止活动。但农民协会自陈伯衡组织成立以来，我和曹志尚，曹麟周都在其中工作过，取消以前较长的时期内，在乡村成立的农民协会会员中，还是有些熟人可以联系的。进行访问，寻找愿意起来抗日的人，他们既可保密也可接受。实际这样做后，确也取得一定的效果。

　　依靠上述两方面的关系，找到坚定抗日有活动能力的人作基点，由点到面的向外扩展，既找能出来抗日的人，又找愿意拿出的人。在开始秘密组织时，除此以外，再无其它组织和办法。这样做的有效性，可用几件事实来说明：1，马广义，陈兰春，张良璧，杨敏四家是联串的亲戚关系。先动员好陈兰春，陈又结合张，马，杨三人，记得他们四家至少拿出三支步枪，而张，杨还又另外扩大了人和枪。2，王相三在四区乡农学校撤销前夕(县政府未逃前先撤销的各区乡农学校)，经动员打气，他以乡长身份和朋友交情，软硬结合，叫该校杨校长交出两支匣枪和子弹，由刘星，伯衡各用一支。同时王象三将四区的二十四支枪交给了起义的队伍。3，在四区乡农学校校长交枪前，经过八区拳铺原农民协会负责人，取回该区乡农学校校长借用的该村八音子手枪一支，由刘启文使用。4，三区鹿庄桥杨姓，有湖北进步枪一支，杨家与双楼刘家是亲戚，经我去动员，他愿把枪拿出，但家中无人扛枪出来，即交由该村在力生合作社做采购工作的杨某带出来参加。5，五区昙山脚下，某庄老农民协会的一些人，由于我去动员过他们组织起来抗日，他们就自动拉起几十个人带着枪，在县政府逃跑后，日寇未侵占县城前，未和我们联系，自行闯进城内占领县城。当时刘星正住在城西周村陈伯衡家，闻讯急忙前去，劝他们撤出县城，回家等通知，进城后纪律很不好，影响不佳，记不清什么原因，永安寺起义时他们未去参加。因此从未把这一行动记人永安寺起义的队伍帐内。3通过曹麟周和汶上县警察队长吕士湘的朋友关系，曾与吕说好同意和我们一块抗日，但在吕率队随县政府逃走时，我们为隐蔽目标，不被的后卫部队所发现，未敢出面叫他们拉出来另行活动。但这支武装在撤退路上，因想家心切，零零星星跑散了。

　　秘密组织联合情况，在伯衡未来汶上前，因怕邮信被检查互有影响，未敢写信告知，所以他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在他到汶前，我们活动的方式是，只要有机会见面就互相商谈，碰上几个人就谈几个，只要有利于抗日的事和办法，商量好后就互相传说，根本没有开过什么正式的会议。因为抗日决心既已下定，工作任务很简单，就是联合人联合枪，用不着反复研究开会，会开多了倒容易暴露目标，那时商谈联系的地点，主要在力生合作社内，就连伯衡，刘星来汶后，商谈问题也主要在这里，在这里相会交谈，人来人往是司空见惯的惯，不会引起外人猜疑。

　　谈起力生合作社，确实对我们的抗日秘密活动起了不少的作用，凡是秘密商量问题，大都在那个地方。那末，成立力生合作社的宗旨是什么呢?经济政治两方面的意义都有，以经济保政治，也就是以做生意这个办法，达到第一争夺商会的领导权；第二作为我们这些所谓新派进步人物的联系地点。它是以集股办法筹集资金的。每股三十元，半股十五元。人股的大都是教育界的人士，如小学校长教员等，也有少数进步的靠近我们的乡镇长。他们人股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教育用品有保障，二是盈利可分红。

　　为什么叫力生，就是因为取消了我们所办的农会，教职员工会等组织，非常愤慨，才用的这个名字，意思是自力更生，不依赖邪恶势力继续干。早在一九三年，也用这样的办法成立了一个商社，地址在东城，名叫鼎新商社是革故鼎新的意思，那是针对地方上的旧势力要革他们的命而起的，后来因为汶上十个区，三，四，六，七，八，九，十各区都在县城西面，而各机关又多设在西门里，拐弯抹角到商社去联系，很不方便，后来便让郭鹤村他们几个人自己经营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末十月初，陈伯衡随其学校(济南齐光中学)南撤来到汶上后，即在力生合作社内和我们见了面，（力生合作社己由汶上县城西门搬到王象三酒馆）向其汇报了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情况后，他毅然决定，不再随校南下，留在县里共同组织抗日武装，随后又商谈武装一旦拉起来，不能独树一帜，孤立无援，被人吃掉，达不到抗日的目的，要结合什么力量，打什么旗号时，伯衡提出抗日坚决，且善于打游击战争，要跟走，大家欣然同意。又进一步研究如何去找时，伯衡很有把握的说，请他负全责。因当时有些机关团体，正在撤退转移，没有固定地址，查找个人颇不容易。记得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才第二次请来刘星。刘到后，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有了党的领导，很尊重他，重大问题都等他作最后的决定。那时党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但刘是我们请来的，在我们这些人中是公开的，人所共知的。因此也传到外边去了。

　　记得刘星来时，天气尚不很冷。他只穿着制服和衬衣，拿着清华大学发的粗薄呢短大衣，一件白绒衣未穿，准备以后再冷时加添的。因为工作忙，直到很冷还未穿上棉衣，绒衣里生了很多虱子，烤火时脱下来一抖搂，虱子掉到火里烧炸，嘭啪乱响。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响。拉起队伍后，大家都能不怕苦，刘星起了表率作用。

　　伯衡留下后，为了进一步督促和了解秘密组织抗日工作的情况，决定召开一次骨干分子会议。为避免暴露目标，征得王相三的同意，在距城十余里的战弯村王家的北场院内举行，到会人数近三十人(距城较远的未来)。会上除汇报能联合到的人和枪外，主要讨论了1我们应该有个组织名称去联合人；2日寇到来前后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名称问题，大家提了好几个，现只记得齐刚提的是民族解放社(这时他已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最后没有统一意见，未确定使用什么名称。对日寇打来的问题，因为谁都没有经历过，没有一点经验。估计猜想日寇侵来时，好象拉网似的。凡是敌对它的，必被拉出来拉走。我们是搞敌后游击战的，不能迎头打它，首当其冲。因此，应该是未撤退前，不能暴露。日寇未过去前，不能暴露。这是会上大家公认的对策。因为我们要抗日到底，就不能在刚拉起来的幼苗时期被敌拔掉。

　　这次会议是在战湾村王象三的场里下午开的，在王家（王象三）吃的晚饭，回城时天已黑了，碰上濛濛细雨，上衣被淋得潮湿。刘星是否参加，现已记忆模糊。是伯衡主持的会议。此后，有一天晚上，又在张云峰任校长的张场高小开了一次会。参加的人数，比上次少点，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互通情报，积极动员联合人和枪，记得刘星参加了。散会出来，月明星稀，自行车骑得很快，时间不久就到家了。

　　在汶上旧县政府撤退前后，刘星，伯衡曾去东平田大店，唐楼活动，因为这里距汶上六区齐岗村较近，当时在家住的齐刚(原名齐成心)也同去了，那一带有伯衡的朋友，也有齐刚的亲戚。到那里共同商讨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有：田子珍(北平某大学学生)，田怀先(东平县中学教员)，田仲显，王伯谋，唐绍祯等知识分子，还有青年学生田炯，唐磊，戴秋岩等。去时刘星带去一块油印钢板。回来后，谈及在那里的情况，说组织农民福利会联合群众，带回的钢板是用一张油印纸包着，纸上就是油印的农民福利会的一些规定。从此，就与东平的结合在一起，互有来往，联合组织群众抗日，永安寺起义离他们那里近，去了一二十的人和枪，以后有的又到东平政训处去工作，有时又回到这支部队来，田怀先，王伯谋就常来回跑。戴秋岩则是带枪参加了以后，随部队活动了一段时间，又只身回到地方去工作。

　　在秘密组织的长时间内。因曹麟周赋闲在家无工作，经常城里坡南(九，十区)来回跑，传送信息。拉起武装后，他留在地方购买，动员人员继续参加部队。

　　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初五日，按照事先通知的时间和地点，汶上县各区和东平西南部各地的抗日教员，学生，农民，职员等，从四面八方奔向汶上县七区永安寺大庙集合，公开拉起武装，举起抗日大旗。从五日起陆续到达的共一百余人，长短枪七八十支，还有一些手榴弹。这支队伍成立后的领导人，依照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自然形成为：刘星是党代表，管思想政治工作，陈伯衡管军事，行政工作，曹志尚辅助之(曹是我们这些人中唯一带过兵打过仗的).

　　随着起义，过去分散的个体变为集体，老百姓变为军队，这一突然变化，紧跟着要加许多新的工作来适应它。首先要组织编队，如班，排，连等，并选定干部以便指挥和训练。再是思想政治工作要紧跟免得胡思乱想，并提高觉悟认识。为了对外宣传和内部的文化娱乐活动，组织了个宣传队。还有侦察人员，及时了解敌友情况。既是游击队，时刻要和群众打交道，必须规定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时不知道这个规定)的一些制度，共同遵守。

　　更为急切的是集体吃饭问题。那时没有地方去集中领取，只得向活动地区内的群众讨要。这在绿林好汉，兵痞，是以抢硬拿，不给就打，我们这伙人没有这样的脾气，而且领导更不兴那一套，只有用和平的办法，但也不能一家一户地直接去动员收敛，必须请土生土长的没有随旧政府逃走的乡镇村长，按照贫富不同的经济情况去征集，即富者多征贫者少征或不征，这一工作，当派和汶上县乡镇长熟识的刘启文出面交涉(刘曾当过汶上县乡镇长训练所的训育主任),叫他和东平的田仲显负责后勤工作，吃饭花钱，等，概由他们负责筹供管理。社会惯，有事找地方，加上熟人好办事，开始阶段，未曾感到地方政权和拉武装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

　　这个起义的日期是怎样确定的，现在记忆不清，只记得和它有联系的几个情况：1，在靠近那年春节前，汶上三区有人(毕化标等)夜间偷着到各有枪户家抢劫，我们如再不集合，已联络好的有被别人抢去的危险。2，在春节前，我和刘星(还有谁记不清了)曾到后李村陈伯衡的四舅家(因日寇占城，陈母住此)去找过伯衡，商量啥事现记不清。3，正月初三下午四点多钟，刘星还在我家，打算初五日去永安寺，因事，傍晚刘又到另处去了。

　　对起义的日期，有些性急的人早要求快拉起来，但我们囿于不能过早暴露目标的成见，一再推迟。这时起义，也有点迫于形势怕丢枪，才急忙决定的，起义的日期，性急人都觉得迟了些，但从周围邻近各县的群众抗日组织看，还是最早拉起武装，打响了第一炮。到五月份我们活动到城东二区白塔一带时，才听到宁阳县的绿林好汉王体佩刚拉起游击队不久，号称千人。他们驻在宁汶边界，那边距我驻地较近，为避免磨擦，表示友好，曾派我和杨玉美前去拜访联络。此外，在滋阳，济宁，郓城各地，还未听到有抗日武装拉起。直到这年的秋末，曹麟周从汶上九区梁宝寺一带，买了一挺轻机枪，送到这支部队驻地东平城东苇子河时，沿途并未听到有什么抗日游击队活动。借抗日名义，乱拉队伍，是在这年的大秋后，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关于起义的时间问题，有的人事后诸葛亮说，若能在旧政府逃跑，日寇未来到前，这个政治线;的时机，拉起武装，并指派区乡镇长，可能在这一地区建成一个抗日根据地，我们有些也常感慨地说我们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起义后，在永安寺一带，积极活动加强训练，各方面的工作，逐渐就绪后，觉得既是抗日，就应该靠近敌人活动，打击敌人气焰，提高人民抗日热情。于是把队伍开到离汶上城里的敌人仅十八里的四区杨集一带活动(这个区是组成这支队伍出人出枪最多的一个区)。这时东平未被敌占。我部经常派出小部队到城近郊活动，宣传队常到距城三，四里地的草桥一带，宣传抗日，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借以提高群众的抗日情绪。

　　到杨集后不久，原山东部队展书堂部，攻打汶上县城，进攻前和我部约定，他们打城里的鬼子，我部阻击可能从肥城方面顺公路来增援的敌人。战斗激烈进行将近一夜，城未打开，援敌未来。

　　五一前后，在东汶分界村镇沙河站南头(属汶上县管)，突然出现一个崔百朋(东平人)为县长的汶上县政府，秘书是路克观(汶上人和崔是把兄弟)，带有十余匹马的骑兵(收容的民军溃兵)，依靠东平未被敌占的有利条件，在四区大贴布告，说他是汶上县的县长，统管各区乡的工作。沙河站，距杨集不远，在我部的右后方。崔，路和我部的陈伯衡，刘启文，过去都是熟人，为了共同抗日合作，刘星，陈伯衡，刘启文三人前去拜访，当面谈得很好，表示合作抗日，不料这伙顽固派，第一，背后说我都是红军是乱党，不让乡镇供应我部给养，把我部的给养来源切断了。以后张云峰，隋长文等又去找他们说理，大闹一场，也未解决问题。从此我部的给养，就请杨集一镇供应，我们保证以后偿还。后来从黄河北回来后，如数归还清。

　　因为在杨集一带驻的时间较长，从扩大人枪，征集给养和地方发生关系中模糊地感到区乡镇长若是我们派人去当，一切更顺手。因此，有人提议，我们应该派人去当区乡镇长，把地方上的事情抓起来。但多数人不以为然，轻蔑地说，那是贪官污吏，我们不能干。就再也没人敢提这个问题了。

　　结束了在这一带活动的各方面工作后(记得把我们成立的以肖元丰为队长的四区队也撤销了)，一天很早，吃完饭后，整队出发，跨过了汶河，直奔汶上五区张楼。经过强攻，捣毁了区维持会长杨承德刚成立不久的汉奸区队，收缴其，杨汉奸闻讯早逃，未抓住。在此停驻数日，广为宣传。破除维持会降日替敌办事的各种谬论坏影响后，即向东南转移，到了二区白塔以西附近几个小村驻下，这里距城不到二十里，离兖汶公路较近，我部每天拂晓前派部队到兖汶公路巡查，顺公路再到城近郊折回，骚扰和防御敌人。这比在杨集时对敌人的威胁更大，敌人对我部的嫉恨更深。

　　在这里活动一段时间后，有一天拂晓，我部巡逻小队正到离城四五里的地方，昏暗中发现日寇的队伍从城里出来向我驻地方向前进。当即开枪阻击，边打边撤，向队里报警，这一意想不到的猛然枪击，把敌人给弄懵了，以为中我伏击，慌忙停止前进，摆开阵势，钢炮，轻重机枪盲目地向我军驻地方向密集射击。机枪声呼呼如狂风，钢炮弹空炸似响雷，震动了白塔一带的村庄。我部事先未得到情报，从这种强烈的枪炮声判断，肯定是敌强我弱，必是敌人有预谋地袭击我部。对此情景，我部领导当即立断，命令队伍向五区撤退，曹志尚带一小队断后，这是按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处理的。由于我事前布置得当，派有巡逻队，临时指挥急智，安全转移到指定地点。未损一根毫毛。虽丢了几辆旧自行车，那还是因为白塔听到炮声，紧关寨门，我们去取，不敢开门造成的。敌人则盲目空放了很长时间的枪炮(约一小时)，大量消耗了敌人弹药，白费心机。

　　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这次战斗，我们比较清醒地意识到，我部正处在敌顽夹攻之中，稍一不慎，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同时也感到，我部老是逼近敌人活动，威胁敌人，也是引敌攻我，不大明智。要打敌人，应该有计划有准备地主动去打，不能被动挨打。因此，打算脱离这个危险不利的环境，另找适合发展壮大的地方。

　　本来汶上这个地区，原属济宁专区管辖，由于旧政府逃走，这个专区已属无政府状态。抗日英雄范筑先，是山东第六区老专员，他在聊城坚持抗战不撤退，把六专区建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逐渐向外扩展其抗日影响。汶上县邻近六专区，这时很自然地属于范的管辖范围，范与真诚团结，当时，山东省委和鲁西北特委的领导，不少人在范部工作。特别是范的政训处，多是员，鲁西北特委就在政训处内办公，在各县也设立了政训处的办事处，汶上地区的归属变化，也引起了党领导的变化。刘星原是鲁西南特委派来的，现领导我部在鲁西北特委区域内活动，必须改由鲁西北特委领导，对工作才更为有利。因此，刘星急去聊城向鲁西北特委报告请示今后我部活动的办法。

　　刘去请示联系，部队即向北，向东北汶宁泰肥边界地区活动。记得曾到过宁阳地区和宁阳县长马继孔，秘书左平一块活动过。后又到宁太边境，活动到离张伯华组成的泰西抗日自卫团驻地不远时，他们派人(好象是李冠元)到我部联系慰问，我部整队欢迎，他讲话给我部以鼓舞。刘星带回鲁西北特委指示，要我部到范筑先的第十支队即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部队所在地活动。我部遵照党的指示，从驻地出发，经过泰肥，平阿边境地区，在东阿城西姜口过了黄河，直奔聊城。记得沿途小麦黄熟，麦浪起伏，春苗油绿，东阿城门紧闭，如临大敌，绕城而过。听说东阿的县长是沈鸿烈派的，和汶上县长崔百朋一样，也是个的家伙。

　　到聊城后，政训处开欢迎会，主持会的致欢迎词后，陈伯衡在台上讲了话，接着演了文艺节目，伯衡的一师同学政训处教育科长张联芳还特意给伯衡等做了两套灰军衣。休息数日，洗了个澡，换洗了衣服，即开到十支队驻地冠县，因为一再转移驻地，越走离家越远，又加生活困苦，有人情绪低沉，部队有所减员，到冠县后，人数还不到百人，为了活动方便，编为十支队的一个连。在冠县馆陶一带活动，一面休整一面维持地方治安，保护群众不受土匪扰乱。后不久，范筑先司令亲临看望，讲话鼓励，十支队的党政领导直接过问我部工作，对我部关怀备致。(支队司令张维翰，政治部主任王幼平).

　　这里四周，距离敌人均在百里以上，除土匪外，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离汶上起义地区不过一百多里，两地来往畅通无阻，给留在地方上的互通来往，比较容易，经过动员，不但回去的绝大多数都归队了，而且东平，汶上又有不少的新人前来参加，其中也有东平地方党派来的党员骨干。来此后，部队里以齐岗为首的民先组织，也公开活动，介绍和动员们填表参加。因此，我部所有人员重又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跃跃欲试地要打回老家去。

　　经过我部提议和上级党的研究，认为我部仍回东汶老地区活动，对开展地方抗日工作和我部发展壮大都有好处。决定我部改番号为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支队挺进队，于高粱晒红米时，越过黄河，回到东平西北戴庙一带。成为东(平)汶(上)宁(阳)郓(城)济(宁)滋(阳)边界地区内第一支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它的活动，不象起义初期，仅限于汶上境内，现已超出县的界限，但它和起义地区的人民，仍是血肉相联，密不可分的。这时在这一地区又出现领导的这支部队，顽固派闻之，自然是恨之入骨。汶上县长崔百朋首先表态，把扣押的我部在冠县时派回汶上联系工作的杨玉美绑出去枪毙，推人暴涨的运河水中冲走。真是万恶滔天，可恨可恶!

　　部队回到戴庙后，马上派人与留在汶上地方上的联系，通知他们，部队已回，有事就近来办，不要再去冠县。因为汶上仍是顽固派掌权，部队进去活动，诸多阻碍，先在有地下党活动基础的东平境内活动，能得到地方党较好的照顾。这时基本上是在东平城北一带打游击。如有必要也可以选派精干武装，直插汶上心腹地区，打击汉奸卖国贼。如后来抓捕枪毙的汶上县汉奸警备队长肖方岱，就是这样办理的。

　　在这一地区活动一段时间后，经过地方党的协助，查明了苇子河两家地主暗通敌人破坏抗日工作，即用武力攻破了他们的反动堡垒，收缴了全部，并处以罚款。把他们骑坐和拉轿车摆阔气的骡马拉过来，折抵罚款，借此，我部扩建了一个骑兵班，还做了几架骡驮子，真是有钱好办事，通知留在地方上的们，不惜高价购买散落在群众手中的，人枪陆续扩大。这年秋末，曹麟周又买来一挺捷克轻机枪，装备了这支队伍，群众抗日游击队中能有轻机枪，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的确也是独一无二的。指战员们看到，皆大欢喜，斗志倍增。转移行军，浩浩荡荡，人欢马叫，声威大震。与雄据泰山脚下的另一支直接领导的泰西抗日自卫团遥相呼应，

　　这年秋后。经上级党研究决定，将东平县十个区中的九个区队武装，编为二，三两个团，与十支队挺进队合编为鲁西北抗日游击第十支队东进梯队，陈伯衡为梯队司令，刘星为政委，邹鲁凤为政治部主任。原挺进队改为独立营，曹志尚任营长。入冬后不久，二团在其活动区内某山口，与日寇打了一仗，战斗激烈，互有伤亡。战后二团有些非战斗减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奉命到长清县的大峰山区集合，与张伯华的泰西抗日自卫团，于会川的肥城抗日游击大队，合编为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十支队东进梯队为第一团，泰西抗日自卫团为第二团，肥城抗日游击大队为第三团，一团团长陈伯衡，政委刘星，政治部主任邹鲁凤。部队活动于东汶宁边区和东阿平阴山区一带，有准备有计划地袭击敌人，剿除汉奸伪军等卖国贼。

　　一九三九年农历二月二，陈伯衡带领团直和部分战斗队到徐坦村北广场上，欢迎115师罗荣桓主任(实是政委，习惯称罗主任)和李支队长的到来。清明节这一天，一团团部驻在东平四区龙崮村，战斗连队驻龙崮以西郑海子各村时，日寇从东平城里出来，进攻我军驻地。我军迎头痛击。战斗非常激烈。这时，115师的石新安，彭雄正在团部谈问题，马上把其所带来的部队中的迫击炮调来安置在龙崮村寨墙西边，向敌射击。陈伯衡同彭雄，石新安，刘星在迫击炮阵地上，共同观察敌情指挥射击时，不幸被流弹击穿心脏而牺牲(弹从右肩上进，左腋下出)。全团上下，极为悲伤，痛失亲人!战后得知，日寇也被我部打死一个长胡子的队长。

　　这年麦黄时，日寇九路合围我115师驻地泰肥山区陆房镇。曹志尚率队从西面敌人后背侧击敌人，接应我军突围。这次战斗，极为激烈。我本首先抢占各山山头的制高点，敌人一次一次地在上攻，我军一次一次地把它打下去，鏖战终日，敌人始终没有进来。天黑了，敌人不敢恋战垂头丧气地撤退了，我军也趁机转移，据沿公路的群众目睹，敌人阵亡的尸体，一汽车一汽车地往回运送。

　　同年八，九月间，即砍高粱时，奉上级党和六支队司令部指示，刘星，曹志尚率一团两个连，到汶上六，七，八，九，十区，即梁山以南到梁宝寺一带地区(原水安寺起义的老地区)活动，因那里驻有候宪明，白育普的一支武装，有意和我军接近(记得是曹麟周联系的，因曹与候是只隔一个围墙的村连村的邻居，实际两村都叫梁宝寺)，可去做他们的工作，和我军联合。谈起侯宪明，就此略谈他的情况：侯原是绿林好汉，洗手后，又被韩复招去当侦察队长(侦察总队下的一支)，专做劝说和缉拿土匪的工作。当时山东良民都怕他们，因为常常栽脏勒索民财。韩复被枪毙后，听说这支侦察队在济宁，邹县，滋阳三县边境微山湖以北的地区活动，我们的部队到达后，经过互相联络商量，双方同意合编为第八支队。侯宪明任支队长，曹志尚任副支队长，刘星任政治委员。由于人地两熟的便利条件，汶上西部坡南(九区梁宝寺以南)坡北(七区杨楼以北)的抗日工作，得到很大的扩展，汶西的政权和地方党的组织也日益开展起来。

　　一九四年春，曹志尚的家乡响水口一带，有被敌人唆使组织起来的红枪会，高喊与我军为敌，曹志尚怜其愚昧，误入歧途，想以乡情关系说服他们，经领导同意，带领一支部队前往，到后，不料该会首领，梗顽难化不可理喻，死心塌地效忠日寇，竟将志尚捆上，用铡刀铡死，持其首向汶上日寇献功请赏。志尚之死，令人悲酸万分，喟然叹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

　　永安寺起义的这支武装，为工作需要遵照党的指示，分在泰西和运西两地活动。这两地后来分别属于冀鲁豫军区第一，第二两个军分区管辖，一分为二的这两支部队，均成为这两个军分区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一九四年麦后，分别升级编为野战军，驰聘疆场，转战南北，参加起义的人员中，有些，服从党的分配，脱离部队到其他工作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后来大都成为各行各业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据在西藏军区工作的魏克说，在泰西编走的那个团，在中印边界冲突时，曾抄人敌后，大量消灭敌人，对那场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笔者当时尚未入党，而党的活动，那时又是秘密的，所谈党的问题，可能不很准确。

　　长期以来，老是觉得刘星到汶，的军队和政府逃跑后，原派刘来的鲁西南特委江明等，也一定从济宁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因当时地方秩序紊乱，互相联系困难，汶上地区虽靠近鲁西北特委，因党不公开活动，一时又难接上关系，因此，我们对上级党和中央的指示，难以及时接到。比如：1主持华北局工作时，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政策问题的文章中指出；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必须建立根据地，必须改造的政府，成立线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晋察冀地区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族政权。以上这些上级党的指示和实际行动，鲁西北特委都能及时得到并据以执行(在鲁西北特委的回忆录中看到的)。而我们呢，还在那里只拉武装，不搞政权，以致错过时机吃了亏。这说明党中央的领导多么重要，万万不能离开她。

　　漫谈的都是四十六，七年以前的事情，回忆的不一定很准确，也可能有不少的重大问题忘掉了，为使历史事实确实无讹，特请当时主持和参加决策，现仍健在的刘星，张云峰，路唐克，侯唤民，解英等多加补充修正，这也是我们这些尚存的老发挥余热，该尽的一点义务吧!